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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适合控党看。因为出院后两个人都有点怎么说，磨合？所以有时候嘴巴会很毒而且互不相饶，但两个人又非常爱对方，最终才能磨合成功，受最后才能彻底留下攻，攻才能为受而继续选择踏实落地的向前走。

4.没有大纲，想哪写哪，有时候甚至疑似拼好饭中毒。

可能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雷点，想到就写作话里。如果无法接受这种混乱的写法，或者是攻受的相处方式，一个字，跑。不要抱有期望，觉得看着看着xysm说不定就改邪归正合我心意了。这种事发生的概率极小，统称为不太可能。

第4章

我书架上的哲学书籍渐渐多了起来。

精神病院，委婉好听一些的说法——疗养院，我住在这里已经三年有余。医生和我说过，我的程度大可不必进来这里，和一群真正‘发疯’的病人住在一块，我说我是自愿的，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人很难真正孤独的去思考一些事。我思来想去，将自己送来了这里，选了最尾间，在角落里，比其他病房的位置都要清净。

大概我的神智清醒，做事有着正常人的逻辑，负责的医生观察了好一阵，才默许我将这个疗养院当作是酒店的意思。

我每年都会一次性超额缴纳下一年的费用，无意占用医疗资源，只不过疗养院的床位从来没有满过，我想自己应该是没有耽误他人的治疗。居住的病房很大，这得益于钱的力量，医院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位间接的金主，毕竟我超额缴纳的数额十分可观，以至于我可以提一些别的要求。

所以我空旷的病房里有一面书架，上面塞满了杂七杂八的书，面向窗户的地方有一架画架，旁边胡乱堆砌着我的作品与绘画用具。书桌上放着前段时间重新复读的《存在与时间》，风轻轻掀起白色窗帘，也翻动了它的书页。

其实我很早时候看过心理医生，我告诉医生，我的父亲是一位高校的教授，母亲是一位律师，他们对我的期望很高。这位心理医生问：他们对你过高的期望让你压力很大吗？

我漠然道：不，这是应该的，因为我曾经也想成为我母亲那样优秀的律师。

现在呢。

......我说，我的爷爷有精神病，抑郁转双向，四十多岁时自杀了。说完这句话，我像是浑身都开了个透风的口子，靠在背椅上，询问，虽然我知道这很不好，但我现在想抽根烟，可以吗？

心理医生抬头看着房间里挂着的禁止吸烟的牌子，目光又转移到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十八岁，刚参加完高考，她妥协道：没问题，但是为了健康考虑，只能抽一根。

非常感谢。

她说：所以你认为，这是隔代遗传？

我低下头，烟雾却不懂事的往上飘渺着：可能有一半原因。

医生耐心道：另一半是什么呢？

我回忆起来：高二上学期，也就是我还没真正下定决心要走艺术生这条路时，我母亲的律所组织了一场公益法律援助，我跟着一起参与——不，参与这个词不准确，我只是在旁观看。

然后，我看见很多我没有看见过的苦难，甚至有些人可能只是为拖欠的那几万工资而苦恼，但那几万块是他在工地上辛苦了许多个月，想要寄回去给家里作补贴的钱。

那位工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想起对方黝黑的面庞，衣服上是未洗净的泥土，手指上绑着脱丝老旧的创可贴，脸上的皱纹很深，即使极尽忍住泪意，可轻微颤抖的声音仍然出卖了一切，他迫切的抓住了律师伸出的手。

他说：‘法官，我的钱还要的回来吗？我女儿...我女儿要交学费嘞，她，她上次说想要一双新鞋子，我答应了，要给她买的。’

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但正义总总缺席。我笑了笑，我认为自己很矫情，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公平，在大洋的这端，又或者那端，不会是一件稀罕事。

但有时候，理想的滤镜只需要轻轻一压就能碾碎。

最后那名工人究竟有没有拿回他的欠款，我无从所知，只记得对方得到了建议后，脸上出现了喜悦的神情，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问身旁这位年轻的律师：真的能拿回欠款吗？

律师叹了口气：俗话说得好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就算法院强制执行，但要是真不想给钱，就有一千个一万个方法，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包工头不想给钱，而是人家自己也在要款。

这大概只是一粒灰尘压在我的身上，但我却愈来愈不想走上这条道路，我无法解决我看得见的苦难，便懦弱的选择回避，母亲却宽慰我：这有什么？你大可以像我一样做非诉，等以后时机适当，完全可以接手我手上的业务。

美术挺好的，你不从小就给我报美术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