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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于勃兰登堡等地与柏林之间的人员，将信息通过其他的形式送出柏林，再由电报发送回国。谢尔盖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他在军用大巴司机和轿车司机当中小心地打探了一番。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直到他与安德烈亚斯全副武装地前往会场，谢尔盖依旧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第14章 命运！世界的女皇！ 每当谢尔盖回忆起第一次在柏林停留的经历，都会产生梦一般的错觉。这场梦魇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又因为没有凭证而轻似一阵烟雾。他试图抓住它，定义它，把它当作客观实在的事件来分析，它就从指缝里溜走了。 观看别人折磨自己，他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忍受着这类怪梦，无意义的声音和影像如同钢筋一样挫伤了他的神经。谢尔盖坚持认为，那是他在柏林的经历和长期的潜伏工作共同带来的疲乏。在世界上所有的营生当中，他最擅长忍耐，忍耐是勇敢和鲁莽的分界线，很多人忽视这一点。他起坐如常，思维敏捷，很少以疲惫的面貌应对工作。直到1947年，他在莫斯科街头晕倒，他才重新注意到这条溃烂的伤疤。负责心理治疗的医师说，这是一种名叫癔症的现象，许多在前线的士兵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在他进入盖世太保的审讯室时，他的大脑启动了保护机制。 你还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这说明你非常坚强。医生说，很少有人会坚持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这不符合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对于格外痛苦的折磨，许多人会出现记忆的模糊或者缺失，虽然心灵的伤口仍然刻在他们的肉体上。有的人甚至丧失了对部分肢体的主导，在发病的时候，他们没法站起来，甚至没法说话。 如果您是我，您也会强迫自己记得每一个细节。这是工作要求，各行各业不都有职业操守么。我保存着完整的记忆，就像您记得每一位病人的处方那样。 那么您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形吗？把您送来的先生说您在战争期间受了不少折磨。 谁在战争期间不痛苦呢？ 我只想帮助您，请您不要把我当做不懂得保密的人。我和您一样，也有职业操守。 谢尔盖向后靠进扶手椅里：好吧……我只是不太习惯把想法告诉第二个人，或许我也可以试试。 事实上，在他被收监的那一天，一切都开了个好头。这天柏林间断地下着小雪，地面湿滑，行人稀少。有几队儿学生正准备参观艺术馆和博物馆。谢尔盖不用听就知道教师们会向这些孩子灌输什么概念。学生稚嫩却严肃的脸庞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很难控制心中的不平和怒火。让一群人为独夫献上生命，独裁和宗教的傲慢都在于此，以用光荣装点的教条剥夺人选择人生目标的自由：为什么什么而死必须是慎重的、深思熟虑的表达。在他的祖国，那个空格之中的选项往往关乎全人类的福祉，而德国别有用心的政客玷污了它。 谢尔盖同安德烈亚斯穿着便装，坐在会场西面的小酒馆门外，在早晨的光亮之中关注着来往的人群。会展开始的前一个小时，他们仍然毫无收获。 我打听到一些工作上调动的可能。无聊的特务头子对他说，上面有了新的政策，不久我们就会忙碌起来了。 有关于什么的新政策？ 有关犹太人。你也知道，那几位大人物，尤其是几位大区的首长，打算把苏联变成犹太人的流放地。他们嫌那些犹太苦力需要人手管理，又舍不得给他们百十来颗枪子儿。西伯利亚是个不错的去处，但是，你看他们嫌弃将军们的进度太缓慢了。 就在那一年冬天，柏林郊外海德里希的别墅里，纳粹高层就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展开了讨论。这次秘密会议后以万湖会议载入史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笔。但在1942年的一月中旬，谢尔盖对此毫不知情，安德烈亚斯透露的情报短暂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么说，是要警察局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