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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祝我生日快乐。谢尔盖放下钢笔。 你的生日？四月？该死，我完全忘记了。 我从没有向他提起过生日，他应当偷偷调查了档案，因此才会说忘记了。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中能处理那么多琐事，在生活上却糊涂得彻底。好一个怪人。谢尔盖暗自嘲笑道，难怪他以前的恋爱常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不仅霸道多疑，还不懂得如何讨人欢心。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我的母亲只会说不会写，所以她不常给我回信。我们约定好了，如果家里有什么情况，她委托了住在对门的姑娘写信给我。我每隔三个月都会写信回家，如果没有回信，就说明一切都好。 原来如此，看来我耽误你回家了。等我们从乌克兰回来，或许你想要一个假期？ 离开他是很危险的，一旦安德烈亚斯脱离了他的视野，万一情况有变，他根本无法察觉端倪。 写信就足够了。或许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我就会回家去了。 安德烈亚斯不愿同他分开，自然很乐意他如此决定：你可以多写几封信回去，既然你已经不在前线效力，时间也多，免得你母亲担忧。 说点不合时宜的话。我不用上前线去，我的母亲应当高兴得睡不着觉。如果她知道了一切，她才不会管我是不是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她只会去教堂里为你祈祷。 理所当然的事。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也不希望我上前线。我当秘密警察把他气得不轻，但这在他看来比参军要好些。 他的确放松警惕了，谢尔盖松了口气。一个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你为什么不给你的母亲寄信呢？ 安德烈亚斯吃了一惊，脸上浮现起尴尬又厌恶的神色：天啊，为什么你要提起这件事？你知道的，她不愿意见我。 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呀。面对面的时候，人总是有很多说不出口的话。或许你给她寄信，她就会给你回信了，如果没有回信，我想她至少也会读一读。人总是先决绝地离开，然后用许多年去后悔。你都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一定不会有结果呢？ 安德烈亚斯被问住了。他坐进椅子里，面带犹疑，伸手去摸兜里的烟盒。谢尔盖见好就收：我并不想逼迫你。你有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件事，不是吗？ 是啊。安德烈亚斯重新放松下来。他的生活习惯有鲜明的特征，谢尔盖甚至可以通过他抽烟喝酒的频率来判断他近来的心情。他们夜里仍睡在一起，但仅仅只是分享一张床而已。在表白心意以后，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安德烈亚斯莫名其妙地维持着暧昧而躲避的态度。也许在他自己的理解里，这是一种必要的尊重：如果谢尔盖表示明确拒绝，安德烈亚斯连他的手也不会碰一下。 突然拉开的距离让谢尔盖感到舒适，也让他惊异。安德烈亚斯真的决心要改变，还是说，这一切又是一时兴起的演出？但他不敢放任这一场相敬如宾的表演持续下去。如果有一天对方对他失去兴趣，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他强迫自己对安德烈亚斯表现出恋人间渴望，比如抚摸，比如亲吻，又严格地把亲近控制在既不让自己晕眩且不让对方起疑的尺度上。在安德烈亚斯眼里，小心的试探演变成了被伤害后的犹豫，让他时常为自己的多疑感到悔恨。每当谢尔盖在入睡前摸摸他的头发、对他道晚安，面对那张温柔的脸庞，他就必须全力抑制胸膛里的冲动。 谢尔盖在那封家书的封口夹了一缕缝线，试着检测这类信件能否躲过安德烈亚斯检查一切的癖好。他收好桌面上的纸笔，时钟刚好指向八点。他完成洗漱，靠在床头写了一页半的日记，便躺下睡觉了。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大约一点半的时候，他们被风雨声吵醒了。 大风像从湖面与群山之间吹来，隆隆地掠过树林，把二楼的玻璃窗吹得砰砰直响。安德烈亚斯不安地辗转了一阵，拧开台灯，走到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