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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在门口，却不想回头。

妻子走过来，示意我们去走廊说，不让岳父听见。

我们走出去，关上了病房门。

妻子压低声音道：老公，我打算暂时搬去我爸那儿住，女儿想我了，她也快期末考了，需要我照顾。她的语气听起来平平寂寂，完全没有情绪，就像……宣判，对，法官在对被告进行宣判，不带情绪、不失公正的宣判。

我能说什么？我只能说好。

家里没有人照顾你，我也不放心，要不然，你去私立医院住一段时间吧。

我沉声说道：不用，我没事。

你现在不仅有事，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妻子双臂环胸，裹紧披肩的同时也抱紧了自己，我不知道你怎么了，‘梦游’时候的你，就像换了一个人，太可怕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杀了我。她盯着我的眼睛，明显瑟缩了一下。

……对不起。

为什么。妻子颤声道，你为什么突然来我房间，为什么突然想掐死我。

我梦游。

别再说梦游了！妻子突然激动地喊了一声，她马上意识到什么，紧张地看了看四周，又低声说，人在无意识时的行为，一定是有意识时行为的影射。

我梦游。我只能麻木地重复这句话。

妻子沉默了片刻，说道：你恨我吗。

我努力抬起耷拉着的眼皮，看着她的眼睛，她问的每一句话，我都难以回答，脑中闪过无数次自己在法庭上的英姿，我常常堵得对手无言以对，何曾想我也有这一天。

妻子叫了一声我的全名，很冷漠地说着状似还关心我的话：我太害怕了，这样下去，你也有可能伤害自己，听我的吧，去医院吧。女儿一直想回家，但我不敢让她回来，也不敢跟她说你的情况，就当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你去接受更好的治疗吧。她顿了顿，续道：如果你治不好，我们就真的走到头了。

我生出巨大的无力感，换走以前妻子说这句话——实际在我们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她说过很多次，但我都嗤之以鼻，因为我知道她要依靠我，但现在形势变了，我成了那个好像被全世界抛弃的人，我不想再被家庭抛弃，可我这张能言善辩的嘴，却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辩护。心中有万般悲怮，我嘴唇嚅动着，挣扎着说道：如果我说，不是梦游呢。倘若谁能治好我，我又怎么会不想求生。

什么？

我不知道，我可能……更严重。

什么意思？

我闭上眼睛，尝试梳理出清晰的语言，让聆听者能更快了解，但我做不到，最后我说：你还记得你上次带着女儿回老家，那个土菩萨说的话吗。

妻子的脸上浮现疑惑：什么意思？

我呢喃道：老三死了，老三死了，所以……

妻子的眼神依然是迷茫的。

我不指望任何人相信我，所以也不需要反复解释：我是病了，但医生医不了。

妻子突然瞪大眼睛，因恐惧而发出尖细的气音：你、你该不会是想说，你不会……

我点点头：如果你想帮我，代我回一趟老家吧，警察现在盯着我，我哪儿也不能去。

妻子揪紧了衣前襟，咬着嘴唇，生硬地点了一下头。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当穿过医院大堂时，正好碰到朋友：老陈你去哪儿！

回家。

你可别乱跑啊。

我把朋友的声音远远抛在身后，跑到停车场，开着车迅速离开了医院。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但看了半天后视镜，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空无一车，显然是自己的心理作用，随即我意识到，那种被窥视的感觉来自内里，来自我的潜意识，来自他对我无时无刻、深入灵魂的凝望。

我好想把自己的身体用刀剖开，将他拽出来。

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魔鬼。

我的车速越来越快，我死死踩下油门的那一刻有种全然豁出去的快意，但当时速飙过200公里，整台车身都开始漂，好像随时会被抛出去时，生物本能的恐惧唤醒了我的神智，我慢慢踩下油门，停在了路边。

我落下车窗，初冬的寒气瞬间灌进车内，为我滚烫的大脑降了温。

我想，明天朋友会查到什么，司机会供出什么，我还有几天的自由？

我想，倘若躲不掉也跑不掉，精神分裂能否成为我脱罪或减刑的借口？

我想，坐牢和住精神病院究竟哪个相对舒服点？

我想，那个土菩萨会不会有办法救我？

我想活，我想死。

我还是想活。

我驱车驰骋在黑夜里，分别找到了三家24小时药店和一家便利店，买了些东西，然后来到了司机的出租屋。这个房子是公司给他租的，地段非常好，离我家和事务所都不远，但房龄超过35年，但凡有点能力改善环境的本地人早就不住这儿了，于是此地汇集着三教九流，小区可以用脏乱差形容。

我把车停在街对面的小巷子里，带着东西步行走进小区，穿过形同虚设的门岗，越过三五一群刚喝完酒的醉汉，穿行在密集的筒子楼之间。

我在那些一楼住户晒的衣服里挑选了一下，找了两条不太旧、款式又像年轻女孩儿穿的内裤，塞进了兜里。我不担心监控或保安，这里设施又老又破，摄像头有限，物业都未必有人值班。

还好我记忆力好，找到了司机的住处，他那个30平的小一居在二楼，而且没封防盗网，我顺着空调外机，没费什么力气就爬了上去。

我一推窗户，果然没锁，司机早出晚归，几乎就把这里当旅馆，而且他一个单身男人，屋里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自然也就不具备什么防范意识，主要是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