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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他回到向阳大队时，父亲周大山已被判刑，在劳改农场服刑；母亲承受不住打击，在他回来后不久便郁郁而终。留给他的，是家徒四壁的老屋，和五个对他既陌生又带着一丝畏惧的儿子。

他不得不接过锄头，成为地里刨食的农民，但多年的军旅生涯和心气，让他难以真正融入和熟练于农活。五个儿子渐渐长大，饭量惊人，读书、穿衣、样样要钱，家底早已在父亲出事和母亲丧事中耗空。

改革开放后，看到有人做生意发了财，周为民也试图挣扎。他借了点钱，跟风倒卖过一阵子山货，但因为不懂市场、性格耿直、不会算计，很快赔得血本无归。他也尝试过承包鱼塘，却遭遇病害，再次亏损。几次失败，不仅耗光了他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本钱，也磨灭了他最后一点锐气和希望。

生活的重担和无尽的操劳，让他迅速衰老。不到五十岁，头发已白了大半，脸上刻满深壑般的皱纹，腰背佝偻，双手粗糙皲裂，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二三十岁。他每日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归，用尽全身力气在那几亩薄田上，换来的也仅仅是勉强糊口。五个儿子在贫困和缺乏管教中长大，书没读好，活也不愿踏实干，早早外出打工，却也是做做停停，赚不到什么钱，更谈不上孝顺。

儿子们相继结婚，各自为生计奔波，对他这个没能耐的父亲，嫌弃多于亲情，疏远多于照顾。他独自守着父母留下的老屋，屋里冰冷，炕席破烂。儿子们偶尔回来，也是为了要点东西或者发泄生活不如意的怨气，从无人关心他吃得如何，穿得暖不暖。

最后一个冬天，格外寒冷。老屋的窗户纸破了，冷风飕飕地灌进来。他的柴火所剩无几，棉被也又薄又硬。五个儿子，有的在外地，有的在县里，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他蜷缩在冰冷的炕上，又冷又饿，剧烈的咳嗽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眼前浮现的，是军营里嘹亮的号声，是立功受奖时胸前的红花，是舞台上那道惊鸿一瞥的清冷身影……最终，一切都模糊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

几天后，邻居闻到异味，才发现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周排长，早已在自己的小屋里，悄无声息地冻饿而死，身体都已僵硬。儿子们匆匆赶回，草草办了丧事，脸上甚至看不到多少悲伤，只有一种终于摆脱了累赘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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