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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嘞！

小青棠就等这句话了，顿时眉开眼笑，吧嗒吧嗒地就跑了过去……

……

次日一早升衙，汤思退便叫人去请各位参政齐聚沈相官署。

随后他又派一人，去枢密院让杨存中到沈相官署相见。

众执政不知出了什么大事，纷纷赶赴首相官署。

因为次相魏良臣和参政张浚伴驾去了成都，所以赶到首相官署的就只有陈康伯、陈俊卿两位执政。

汤思退一到沈该面前，便怒不可遏地把枢密院擅自调动三千骑兵离开京师的消息告诉了几位宰执。

沈该听了，顿时色变。

枢密院居然绕开他们各位宰执，擅自调动兵马出京，此事可着实不小，一旦放纵，后患无穷啊。

沈该把白眉一耸，沉声道：立即传杨存中来见！

汤思退道：首相，汤某已派人促请了。

陈康伯和陈俊卿互相递个眼色，默默地坐在一边沉吟不语。

他们两个，陈康伯是坚定的激进派，与沈该、汤思退等不是一路人。

陈俊卿是官家做郡王时的王府教授，官家的铁杆儿，所以也是不会轻易对沈该、汤思退的意见表态的。

不过，对于枢密院越过文官宰执擅自调兵一事，他们其实也有些不满。

这倒不是因为觉得杨存中冒犯了他们的权威，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让将领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后果确实太严重了。

很多人是简单的二极思维，非好即坏，非友即敌，非此即彼。

这个世界是复杂多样的，哪有那么简单。

比如宋朝军事的强干弱枝、守内虚外政策，因为它后来产生的弊端，就被一些人彻底否定，把它从头到脚喷成了一坨屎。

孰不知它也是大宋的统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训，从而做出的精心设计。

大唐的藩镇作乱，尤其是安禄山起兵后，一个月攻下东都洛阳，半年内打下京城长安，大唐名将连连折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枝弱干，重兵在外。

突然冒出个手握重兵的反叛者时，国内根本无兵可用。

唐玄宗当时派出的封常清、高仙芝等名将，统领的都是刚刚成军不到一个月的老百姓，根本形成不了战力。

有了大唐的前车之鉴，又有了五代十国将领们轮番干掉老大，自己坐天下的习俗，大宋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最好的安排。

只不过，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任何一种制度，在形成、稳定下来的过程中，一定会形成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到了该做改变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成为阻碍变革的阻力。

于是，曾经最优越、最合适于当时的制度，在该改变时不改变的情况下，最后就成了反噬的恶兽。

然后，后来者就把它做为一个教训，再次尝试研究出一种更加先进的制度。

但是，世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

每一种汲取了前朝教训的新制度，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都会再次成为后来者的一个教训。

这个怪圈，一直打不破。

对于宋朝而言，它在建国之初便定下的这种最合适的军事制度，现在已经开始拖后腿，到了可以适度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但是惯性使得很多人对此顾虑重重，不敢轻举妄动。

比如陈康伯和陈俊卿，他们是坚决站在官家赵瑗一边儿的，但他们也忌惮让武将拥有更大的权力。

文官的权力一旦失去了节制，他追求的是权倾朝野、唯我独尊；

武将的权力一旦失去了制约，他会干什么？

适度做出改变？

到什么程度算是适度？

一旦这个适度其实是不适度的，我岂不是成了天下罪人？

因此，陈康伯和陈俊卿也没有即时表态，他们要等杨存中来了，弄清楚原委再说。

杨存中来了，他刚一到，汤思退便咄咄逼人，向他质询起了擅自调兵一事。

杨存中坦然道：首相、各位执政，杨某并未擅自调兵，杨某是受命于监国晋王，拿到令箭兵符，方才签署调兵之令的。

汤思退道：朝廷用兵，向来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帅臣概由文官出，战罢缴兵。请问杨枢使，此番调兵出京，以何人为帅臣，为何我等宰执，无一人知晓？

帅臣由天子任命，这是规矩。帅臣必由文臣出，这可不是规矩。随着声音，晋王赵璩昂然而入。', '。')